英國《金融時報》6月13日刊發文章《中國大學教育的“圍城”》，文章以韓國人的角度對比了中美大學教育的不同，主要內容如下：

以前我曾在美國中部一所私立大學讀本科，這個學校真小，當時總共只有1250名學生，當地人口也只有8900人。這個大學叫GRINNELL COLLEGE，之前我從沒聽過這個學校的名字。我決定去這個學校就讀的原因有兩個：第一，一位前《紐約時報》編輯出版的一本《大學導游》里介紹了一些心理學專業最強的大學，正好這個大學位列其中；第二，這個大學給外國留學生提供獎學金。我當時喜歡這個專業，也需要獎學金。

上大學第一天下課后，我在走廊里碰到了剛給我上完課的教授。“你好，李成賢!”他一邊笑，一邊問候。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非常吃驚，也非常感動。那天的經歷完全改變了我對這個學校的印象，雖然我置身于陌生的異國他鄉，但這讓我感覺到很溫暖、有人情味兒。我在這個學校里度過了人生中最幸福的四年。當時我還想，如果以后有了孩子，肯定要把孩子送到這里來學習。后來我在哈佛讀碩士，但這個想法始終沒有改變。

為了趕快入鄉隨俗，除了學習心理學專業以外，我還選修了美國歷史。這個學校的課基本上都是小規模的，以圓桌討論為主。歷史老師是耶魯大學畢業的博士，是研究越南戰爭問題的專家。說實話，開始真受不了這門課。每次上課，這位老師都要批評美國，比如早期美國人如何屠殺印第安人，西部大開發時如何虐待來自中國的工人，二戰開始后如何虐待日本人的后代，等等。當講到越南戰爭時，他的專業優勢就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他會細致入微地講述美軍在越南做過的壞事。

每次上他的課，我都會了解一段新的關于美國“做壞事”的歷史。他這種一邊倒地批評美國的課，連我這個外國人都覺著不舒服了。我想，大學怎么會請這樣的老師呢？有時我甚至懷疑他是美國的敵對國家派遣的臥底。因為他非常同情社會主義，他說他爸爸是從前蘇聯移民到美國的。

終于有一次在與一位美國同學聊天時，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她，并問她的看法。這位同學來自芝加哥，父母是中產階級。我問她：“你怎么看這個教授？”她回答：“我之所以付這么多錢上大學就是為了學習這種真實的歷史。他講的這些內容在高中一般不會講。如果我們沒有自我反思，就會犯與歷史一樣的錯誤。”大學畢業已經很多年了，但我一直記得這段對話。她的回答對我很有啟發，讓我意識到，美國為什么會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為什么會吸引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價值觀的人們，其原因就在于美國自我調整能力很強，而大學教育則起到了前沿的引領作用。

我在美國大學里從不怕批評美國，因為美國人比我更激烈地批評自己國家的缺點。在這種開放、寬松的環境里，我發現的不是美國的缺點，而是美國的優點。

我對中國的教育體制有所了解。因為我到中國后，先后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所中國大學。最近我發現，很多中國人都在拿美國的教育方式與中國父母和中國大學的教育方式進行對比。中國有自己的國情，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教育傳統。有些中國人對宣揚美國教育的優勢保持警惕，認為這是美國文化入侵的一種方式，是為了搞亂中國人的教育傳統，中國孩子會因此失去愛國教育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