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特約評論員文章：2005年1月9日，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在阿拉法特之后終于有了新的領袖。69歲的阿巴斯在7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贏得了將近63%的選票，成為了阿拉法特之后巴勒斯坦自治政體的第二位總統。消息傳出，整個國際社會都感到欣慰。作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中“溫和派”的代表，阿巴斯曾被認為是所有巴勒斯坦政治人物中最善于、也是最適合于與西方和國際社會打交道的人。以色列媒體甚至將阿巴斯稱為“伙伴”。然而，被各方都看好的阿巴斯，其前面的道路卻艱苦而又漫長。
·阿巴斯能結束巴勒斯坦內部的分裂局面嗎？
在2004年11月11日阿拉法特去世的時候，沒有人認為阿巴斯會成為阿拉法特真正的繼承人。當時的民意測驗表明，阿巴斯的支持率只有2%。即便是11月14日阿巴斯當選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組織執委會主席，成為了法塔赫的領導人，也很少有人認為他能夠在2005年1月的大選中獲勝。原因很簡單，一是阿巴斯雖然長期追隨阿拉法特，在法塔赫中久居高位，但在最近一年中，他和阿拉法特矛盾的公開化已是盡人皆知。阿巴斯曾在2003年10月憤然辭去巴民族權力機構總理的職務。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已經69歲了，而且長期在阿拉法特陰影下，并不是一個巴勒斯坦人民中有“人氣”的領袖。然而，到2004年12月中旬之后，阿巴斯已然成為了最有希望勝出的候選人。
阿巴斯個人的政治命運在短期內有如此戲劇性的變化，一是由于他長期穩健的個人風格以及靈活的處世法則，使他成為了阿拉伯世界中被一致選中的“后阿拉法特時代”巴勒斯坦的代言人。巴勒斯坦建國也好，和以色列持續抗爭也好，背后沒有阿拉伯國家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的。能否得到阿拉伯世界各種政治勢力的集體認可，這一點在阿巴斯個人命運的發展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為此，美國、歐洲和以色列都與阿拉伯世界的“領頭大哥”——埃及進行了重要的接觸。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力挺阿巴斯，向巴勒斯坦各派力量施加了相當影響，在阿巴斯個人命運從差點“淡出江湖”到重回權力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二是阿巴斯成功地進行了個人形象的重新塑造，在短短兩個月不到的時間內將自己從與阿拉法特的爭論者，成為了阿拉法特衣缽和思想的忠實繼承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進，這是阿巴斯此次競選策略的成功之處。阿拉法特雖然死了，但他在巴勒斯坦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可替代。任何“后阿拉法特時代”的巴勒斯坦政治領袖如果無法成為他的忠實繼承者，一定會被巴勒斯坦人民所拋棄。
三是由于巴勒斯坦人民向往和平、期盼結束長期流血動蕩的共同心愿。仇恨在巴勒斯坦人民心中已經存在了近60年，血腥的廝殺也持續了60年。巴勒斯坦人民人心思定，盼望結束以巴之間沒完沒了的仇殺，希望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廉政，渴望在和平的條件下真正能夠安居樂業。這種人心思定的大環境最終讓巴勒斯坦人民中的多數選擇了“有能力”、“有經驗”可以帶領他們走入和平的阿巴斯。
·阿巴斯：中東政治新的主角？
阿巴斯的勝選確實給中東和平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目前來看，中東和平進程重新啟動已具備了“天時”、“地利”，目前只差“人和”了。
就“天時”來說，目前重建中東和平具有歷史上任何時期所不具備的外部條件。首先，這一輪巴以沖突已經持續了4年，該是進入一個新的相對穩定的“和平循環”時期了。無論是巴勒斯坦還是以色列，都飽受暴力傷害，都期待和平真正降臨。事實上，“暴力疲倦癥”已開始在這兩個地區蔓延。其次，布什政府在競選連任之后，將重新斡旋中東和平視為外交政策的優先議題。特別是布什政府目前的伊拉克重建進程迫切需要巴以和平來補充和配合，白宮在干預巴以關系的力度上要遠遠大于其他政府；三是國際社會啟動中東和平的迫切性要高于以往，對中東和平的投入也遠大于過去。歐盟，包括一向是美國死黨的英國都對中東和平問題非常關注，因為中東和平客觀上是降低伊斯蘭恐怖主義對歐洲安全與穩定構成威脅的重要努力，為此，歐盟和英國都紛紛向美國施壓，希望美國一改對以色列的包庇政策，轉而對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采取合作和支持的立場，在尊重巴以各自利益的前提下重塑中東和平。
而且，由美國、歐盟、俄羅斯與聯合國組成的中東和平“四方會議”有望擴大。阿巴斯在競選之前接受采訪時已經表示，希望巴勒斯坦的“老朋友”中國能夠介入“四方會談”。中國政府從維護中東和平與發展中國和中東國家關系的角度出發，兩年前首度派出了中國的中東和平特使。中國政府和人民愿意為推動中東和平進程盡心盡責。
從“地利”來說，首先，以色列沙龍政府雖然強硬，但也有打破僵局、實現“合理和平”的愿望。沙龍政府在2004年采取的從加沙地帶單方面撤除定居點等行動，是對阿拉法特政府絕望的結果；而對阿巴斯的上臺，沙龍政府一直充滿了憧憬。其次，巴勒斯坦周邊的阿拉伯國家相對比較穩定，缺乏以往象薩達姆政權那樣堅定的反美和反以勢力。在整個阿拉伯世界中，“溫和派”已經成為了主導力量，促成在合理框架下的中東和平進程，是阿拉伯國家的共同愿望。第三，在目前全球反恐的大潮流下，巴勒斯坦內部的激進派、極端派雖然短期內不會改變其激進主義和暴力至上的路線，但也不得不思考新的行動方式。像哈馬斯、伊斯蘭圣戰組織等派別都在此次巴勒斯坦大選中表現出了合作立場，愿意同阿巴斯為代表的“溫和派”進行接觸。
雖然目前中東和平“天時”與“地利”都不錯，但還缺乏必要的“人和”。阿巴斯在選舉中獲得決定性勝利，重塑中東和平朝著“人和”的方向邁出了重要步伐。然而，最重要的環節還在于阿巴斯在獲勝之后是否能真正擔負其領導和治理整個巴勒斯坦各派別的重任，是否能真正地約束激進組織停止對以色列的暴力攻擊；同時，沙龍政府是否真正愿意在“合理”、而不是“強勢”的基礎上，看待和處理以色列在巴建國問題上的利益訴求。目前，無論是阿巴斯還是沙龍，要想真正代表各自國家攜起手來，還需要能夠讓他們的意見成為主流，成為得到各自人民支持和擁護的方案。沙龍政府目前也面臨著國內極右勢力的挑戰，而阿巴斯是否能成功地建立起自己權力的穩定基礎，且能讓各個派別都在分享權力的基礎上支持自己與以色列妥協的政策，目前來看存在著巨大的未知數。
巴內部的“主義”之爭，最重要的是“權力”之爭。阿拉法特靠的是個人的威望保持了一個至少表面上統一的巴權力架構；阿巴斯靠什么？簡單地維持阿拉法特留下的松散的權力聯系和穩定的權力核心，顯然不符合阿巴斯的利益。但是，阿巴斯一旦步伐邁快了，想要短期內在巴“一統天下”，客觀上又做不到。因此，能否在勝選后維持一個脆弱的權力平衡，以便培養自己的核心力量來掌管大局，這是當前阿巴斯面對的最大難題。
阿巴斯勝選了，但沒有“人和”的中東和平，依然無法真正實現。對“阿巴斯時代”的中東和平是否能到來，迄今我們只能謹慎樂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朱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