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預警中國經濟過熱，到論證人民幣只能小幅升值；現在他的矛頭直指以美元為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樊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近年來被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亞太經濟及社會事務委員會等國際組織聘為經濟顧問，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在中國出色的理論闡釋者。
約了很久，終于專訪到了樊綱。
與一些公開場合見到的樊綱不同，此時的他臉上少了幾分慣有的深沉，卻多了幾絲疲憊。由于連日奔波于歐美經濟會議與論壇，他雙眼中帶著血絲，但衣著依然整齊得體，寬寬的額頭一如既往地閃爍著智慧。
2006年8月，樊綱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這一委任，不僅在國內經濟學界引起反響，被譽為“沉浸書齋十年的厚積薄發”，更在國際社會引起關注，“這顯示了中國政府意識到貨幣政策委員會在與全球市場溝通政策方面越來越重要，同時認識到，聽到獨立聲音的重要性。”
作為中國經濟學家，樊綱被英國《展望》雜志評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公眾知識分子，因為“他了解中國究竟正在發生什么，或者中國對未來有什么打算。”
“預警經濟是我的工作”
在主流經濟學家中，樊綱不是“經濟過冷”就是“經濟過熱”的聲音有些刺耳。他提的政策建議往往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和預見性。
早在1995年，樊綱就提出要防止經濟進一步下滑，應采取啟動內需的政策。他曾撰文提議發行地方長期建設債券，以維持需求的增長；到了1998年，政府終于開始發放國家債券，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建設。
“這是我的工作，如今預警經濟過熱，和當年提出過冷一樣。”樊綱自信地說。
2003年，樊綱是最早對中國經濟過熱發出預警的經濟學家之一。7月，非典剛剛結束不久，整個經濟增長率還很低，但樊綱根據當時投資增長率持續加速的趨勢，提出“當前特別應該重視的宏觀經濟政策問題，是如何防止投資過熱。”時至今日，樊綱還記得數據以外的細節：“‘非典’的氣氛還沒有完全褪去，滿世界已是工業機器的轟鳴聲。”2004年春節剛過，國務院便開始要求嚴格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不再新批幾類大型生產建設項目。“我希望中國經濟形勢好，但不要過好，熱本身沒什么，我擔心的是過熱之后長期變冷。”樊綱憂心忡忡。他的聲音總是直接地向另一種聲音的峰巔上“砸”過去。
“學者要把真話講出來”
這位曾在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和哈佛大學深造的經濟學家，在中國改革風起云涌的上世紀90年代，就以傳播現代經濟學思想而著稱。
1953年，樊綱出生于北京的一個書香門第，父母都是知識分子。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深深植根于這位后來的中國高層智囊的腦海中。
小學剛畢業，樊綱就趕上了“文革”。上中學時，每天的必修課是《毛主席語錄》，其他文化課幾乎沒上過。當數學學到正負數、英語學了一句“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萬歲)”的時候，樊綱就“初中畢業”了。
由于父親被劃為“右派”，樊綱不能參軍，不能上大學，先是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鍛煉，6年后又插隊到河北的圍場縣農村。到圍場第一天參加勞動，就是推著諸葛亮發明的木輪車拉土。正是這段上山下鄉的經歷，讓他開始了解真正的中國，點燃了樊綱研究經濟學的熱情。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樊綱填報的三個大學志愿都是經濟系，“因為當時讀了不少的經濟類書籍，看到當時農村那么多經濟問題，覺得也是中國的一個大問題。”
經歷了土插隊的樊綱繼續“洋插隊”。在中國社科院讀博士期間，樊綱以訪問研究員身份，赴美深造。出國后，樊綱最大的體會是震撼，“看到人家的商業發達程度，才真正明白我們在經濟上的差距。”
1989年，樊綱撰寫的博士論文《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是大陸第一部對各種經濟理論進行比較研究的專著。1991年，他的論文《灰市場理論》由于對中國經濟問題獨到而精辟的分析，榮獲中國經濟學界最高榮譽—— 孫冶方獎。1992年他出版了《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用現代經濟學方法對中國經濟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理論分析……
如今他頭上有著眾多頭銜，包括一些國際經濟組織的顧問。但談到這些，樊綱輕描淡寫地說，“他們看重的是我們做的經濟發展研究。前陣子世界銀行新行長上任時，還召集了包括我在內的世界上11位經濟學家開會，要研究如何將經濟發展的理論與經驗應用于非洲的發展。”
在如今的樊綱看來，經濟學并不玄乎，就是研究如何趨利避害，如何用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益。他一直堅持把自己定位為理論家——將所有社會與自然的因素納入自己的分析，更多、更深入地關注基本層面和趨勢性的問題，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議。
“有人看了我的研究報告發來郵件，說對于某個問題聽了我的觀點，有些悲觀……但學者就是要把真話講出來，要把殘酷的現實擺出來，讓公眾和政府做好思想準備。不能有幻想，有幻想就會出問題。”
“勞動力轉移才是根本問題”
插隊的經歷，讓樊綱對農村問題有了更切身的感受。“中國的勞動力還有40%在農村，這部分勞動力不斷向城市勞動力市場轉移，激烈的競爭造成了我們80%勞動力的工資水平較低。門外的人排著隊等就業，門里面的人工資就很難提高，這是最基本的問題。”
“發展低端產業是目前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途徑。”樊綱的聲音又有些另類。近幾年，不斷有學者提出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是往價值鏈的兩端延伸，即高新技術研發和終端銷售環節，但樊綱卻堅持現在仍然不能丟棄價值鏈中的低端產業。他對記者分析：“農民邁向城市的第一步還是要靠技術要求不高的勞動，因此還要發展低端制造業。中國如果排斥這些低端產業，農民的勞動力問題就沒有辦法解決。社會發展就會停滯在農民問題上，收入差距問題也無法從根本上加以解決。” 樊綱說到這里，語速很慢。
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制度不完善、腐敗問題是造成貧富不均、收入差距拉大的關鍵，但樊綱認為這只能解釋高收入階層收入為什么高，而不能解釋低收入階層收入為什么低。“設想一下，你可以把腐敗分子一下子都殺了，卻不能在一年內創造出兩億的就業崗位。你可能一下子把世界就業份額都挪到中國來嗎？不可能。”說得激動，樊綱臉上微微泛紅。
“發展的根本問題是勞動力的轉移與就業問題，這也體現在‘十一五規劃’中，要每年從農村轉移勞動力900萬，這是我們解決農民問題能做的實事！”樊綱順手拿起桌子上的紙和筆，畫起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發展趨勢圖。“等到留在農村的農民年收入與外出打工的收入基本持平時，整個社會的工資水平就會逐步上漲，收入差距就能從根本上縮小。”
在樊綱眼里，沒有孤立存在的群體，更不能孤立觀察某一事件，要分析社會群體之間的聯系，要把中國的問題放在國際經濟的大視野中來審視。
為什么人民幣只能小幅升值
2006年11月7日，樊綱在美國《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中國外匯儲備突破萬億美元大關，未來幾周有關“中國沖擊論”的言論可能增多，預計美國國會將利用這一事件重新挑起要求人民幣加速升值的“戰役”。樊綱化經濟學理論為武器，正努力地化這場“戰役”為無形。
在他的分析中，全球失衡的主要責任在于以美元為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貨幣供應過度。因此美國國會的批評應把矛頭指向真正所屬，而非壓迫人民幣升值。
談起貨幣問題，樊綱一臉輕松，仿佛什么都在預料之中。出于世界經濟格局和中國經濟發展需要的全盤考慮，樊綱贊成繼續以一種有序的方式重估人民幣幣值，“人民幣小幅升值，就是中國對全球不平衡狀況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不能讓世界上最窮的人即中國的農民和農民工，來負責解決由世界上最富的人所造成的問題。”
記者：您認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為什么看中您？
樊綱：我是研究宏觀經濟的，而貨幣政策屬于宏觀經濟政策。
記者：在您的一些演說中，都提到人民幣升值問題。為什么人民幣一定要升值？
樊綱：人民幣逐步升值不可避免，原因是美元要貶值。根據美聯儲自己的報告，60%的美元在美國之外流通，50 %以上的政府資產由外國人持有。美國人只要印票子，就能在全世界買東西；多發貨幣，就可以占有更多的世界資源，風險也會由全世界所有持有美元的國家共同分擔。
美國多發貨幣的另一直接后果就是美元不斷貶值，而且貶值從來是對美國有利的。美元是國際貨幣，它的貶值直接表現為要求其他貨幣升值。人民幣現在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以美元為標準的貨幣體制一天不改，我們與美元的摩擦就不可避免。上世紀80年代美國逼日元升值時，日本勞動工資與美國的差距已經不到30%，而我們當前與美國的工資差距還高達 30倍。因此，我們與美國的貿易與貨幣磨擦，會比當年日美之間的磨擦更久。
現在全球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國的貿易逆差，而不是中國的貿易順差，是美元要貶值而不是人民幣要升值。另一方面，人民幣也需要適當主動的升值，通過適當升值來減少貿易磨擦，將磨擦中可能出現的損失最小化，以維護國內的外貿企業的利益。
記者：但是您一直傾向于人民幣只能小幅升值，為什么？
樊綱：我絕不希望中國像一些批評人士要求的那樣更為迅速地重估人民幣。因為人民幣的快速升值會直接影響中國的出口貿易，損害中國的產業，說到底就損害了靠手工勞動優勢存在的農民工的利益。
另一方面，這個問題本身不是中國造成的，是美元的問題，是美元要貶值。人民幣今天升值20%，明天它又逼你升值40%，沒完沒了。而且，我們目前還不能實現資本自由流動，如果大幅度升值，更多的投機資本涌進來就會有更大的風險。
記者：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假如美元失去強勢，不再作為支點，將面臨什么問題？
樊綱：美元在相對穩定的狀態下，對國際貨幣市場起到了一個“錨”的作用，國際上流通的其他貨幣可以將它作為一個相對恒定的標準。但是現在，美元自身都頻繁地浮動，這意味著它已經失去了作為“錨”的意義。去年8月，我在接受美國《商業周刊》的記者采訪時說，我最擔心的不是美國的貿易赤字，而是美國的財政赤字，這是產生全球不平衡狀況、造成一切問題的原因。正因為美元處于國際貨幣的地位，美元貶值的后果需要全世界來承擔。
只要美元的貨幣體系不改，這個問題就解決不了。現在是尋找“替身”的時候了。當年歐元的推行就是歐洲國家針對這一問題的對策。亞洲現在也在考慮亞元的問題，這是大勢所趨。當然這不是短期內所能解決的問題，但只要這個根本性的制度問題不解決，我們就總會面臨同樣的不平衡問題，不是中國和亞洲，就一定還是什么別的國家要面對美元貶值趨勢所造成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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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是我國制定貨幣政策的咨詢議事機構，具體職責是討論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等涉及貨幣政策等重大事項，并提出建議。
此前，以金融專家身份進入該委員會的學者，包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和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他們均是中國非常知名的經濟學家。
（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本刊記者李鷺蕓 2007年03月01日）